猫眼观人
一日,我和朋友们聚会,有位朋友风闻我要招一个帮手,问我想招什么样的人。我情知并无此事,却也不辟谣,顺口开玩笑说,我招人的标准简单,“六明”就行:脑子要聪明,才学要高明,办事要精明,品行要廉明,举止要文明,仪表要秀明。朋友一愣,随后大笑起来,说,如此完美的人有吗?即使有,一时三刻也看不出来呀。朋友说的是实话。
由此想到如何观人。
人们常说宇宙有种种之谜,其实人本身也是一个谜。人是自然之子,既有先天的自然属性,又有后天的社会属性,两者交融构成了人的不同个性,就像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一样,所以我们很难完全认清他人,同样也很难透彻了解自己。老子曾说:“知人者智,知己者明。”知人,无疑是件难事,是需要相当智慧的。对此,数千年来,我们的先人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作了诸多探索,给后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。
孔夫子看人深邃锐利,方法却颇为简约:“视其所以,观其所由,察其所安。人焉瘦哉?人焉瘦哉?”用白话解释就是,了解一个人,要看他言行的动机,观察他为达到某个目的所采用的手段和方式,考查他的心安在什么地方。那么这个人怎么隐藏得住呢?这个人怎么隐藏得住呢?或许,孔夫子就是用这种方法看好颜回,喜欢上了这位得意门生。
孟子主张观人就去看人的眼睛。他说:“存乎人者,莫良于眸子。眸子不能掩其恶。胸中正,则眸子瞭焉;胸中不正,则眸子眊焉。听其言也,观其眸子,人焉瘦哉?”不知“眼睛是心灵的窗户”这句话是否源于此,反正,孟子喜欢盯着人的眼睛看,直把人看得浑身冒冷汗。他认为,观察人的方法,没有比观察人的眼睛更好的地方了。眼睛不能掩盖人的内心的丑恶。心胸正直,眼睛就明亮;心胸不正,眼睛就昏花。听他的谈吐,观察他的眼神,这个人内心的好坏又怎么可以隐藏得了呢?
《吕氏春秋﹒论人》提出了“八观六验”和“六戚四隐”的识别人的原则。“八观六验”即是:凡是评估一个人,如果他比较通达,就观察他都对什么人以礼相待;如果他显贵,就观察他都举荐什么人如果他富贵,就观察他供养的是哪些人;如果他听取别人的言论,就观察他的实际行动;如果他闲暇无事,就观察他爱好的是什么;如果他学习,就观察他说出来的都是什么话;如果他贫困,就观察他不接受的是什么;如果他贫贱,就观察他不去做的事情是什么。使他高兴,以检验他的操守;使他快乐,以检验他的邪僻;使他发怒以检验他的气节;使他恐惧,以检验他的信念;使他悲哀,以检验他的人性;使他穷困以检验他的意志。为确保观人的准确,还必须从他的“六戚四隐”(父亲、母亲、兄长、弟弟、妻子、儿女;朋友、熟人、邻居、亲信)那儿打探了解。发明这种观人方法的先代圣王和君主坚信,在内就凭借六亲四隐来观察,在外就用八观六验去衡量,那么一个人的真诚与虚伪、贪婪与卑鄙、美好与丑恶就都不会判断错了。
唐代宰相魏征,提倡从六个方面去看人:“贵则观其所举,富则观其所养,居则观其所好,习则观其所言,穷则观其所不受,贱则观其所不为。”意即,对有身份地位的人,观察他的所作所为和言谈举止;对富有的人,观察他的涵养和善心;对庸常居家的人,观察他有什么爱好;对读书学习的人,观察他谈论什么话题;对穷困的人,看看他有什么是不愿意接受的;对贫贱的人,就看他有什么是绝对不愿去做的。如此几番观察,就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了。
宋人陈抟在《心相编》一书中辑有诸多识人判事的妙论,例如:“心者貌之根,审心而善恶自见;行者心之发,观行而福祸可知。/开口说轻生,临大节决然规避;逢人称知己,即深交究竟平常。/处大事不辞劳怒,堪为栋梁之材;遇小故辄避嫌疑,岂是腹心之寄。/好矜己善,弗再望乎功名;乐摘人非,最是伤乎性命。/怒时反笑,至老奸邪。”细细揣摩,再看看周围的人和事,对这些条条你不能不颔首称是。
清人金缨在其所著的《格言联璧》中,叫人这样去看他人:“观操存在利害时,观精力在饥疲时,观度量在喜怒时,观镇定在震惊时。”又说:“大事难事看担当,逆境顺境看襟度,临喜临怒看涵养,群行群止看识见。”金缨的观人方法和原则,简略而不失精当。
以上观人,侧重于人的品行,而要把人的德才兼容起来观察,则在外延和内涵上须得进一步拓展与提升。假设要选拔一批干部,那么对预选的对象怎样去考察呢?古人的办法很多。
战国时代杰出的思想家荀子推崇“四观法”,以示取人有道,用人有法。他说:“校之以礼,而观其能安敬也;与之举错迁移,而观其能应变也;与之安燕,而观其能无流慆也;接之以声色、权利、忿怒、患险,而观其能无离守也。彼诚有之者与诚无之者若白黑然,可诎邪哉?”用今天的白话说就是,用礼制来考核他,观察他们是否能安泰恭敬;给他上下调动来回迁移,看他是否能应付各种变化;让他舒适安逸,观察他是否能不放荡淫乐;让接触美色音乐、权势财利、怨恨愤怒、祸患危险,看他是否能够不背离职守。这样,那些真正具备的和确实没有具备的品德,就像白黑一样分明,这还能够歪曲吗?
三国时期,诸葛亮就识人用人问题,提出“知人之道有七”,即后来人们所说的“七观法”:“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;穷之以词而观其变;咨之以谋而观其识;告之以难而观其勇;醉之以酒而观其性;临之以利而观其廉;期之以事而观其信。”诸葛亮告诉人们,人虽善恶不同,情貌有异,但从这七个方面去观察,还是不难看出人的才识和品性的。
宋代著名的史学家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提出了独特的“德才观”,他把人分为四类:“德才全尽谓之圣人,德才兼亡谓之愚人。德胜才谓之君子,才胜德谓之小人”。基于此区别,司马光提出“宁用愚人、不用小人”的主张,因为,“凡取人之术,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,与得小人,不若得愚人。”为什么舍“小人”而用“愚人”?回答是,“君子挟才以为善;小人挟才以为恶。挟才以为善者,善无不至矣;挟才以为恶者,恶亦无不至矣。愚者虽欲为不善,智不能周,力不能胜,譬之乳狗搏人,人得制之。……小人智足以遂其奸,勇足以决其暴,是虎而翼者也,其为害岂不多哉。”撇开阶级性不说,司马光的察人与用人的观点含有辩证法的思想,有一定的借鉴意义。
史上类似的观人之法,不胜枚举,各有千秋。
观人的目的,一则可以判断一个人的未来吉凶和发展如何,再则是确定这个人可否提拔使用、担当重任,还有就是根据这个人的人品等特点,决定是否可以与他往来,建立感情,发展成为朋友。后一点,是常人观人最多的目的所在。譬如,明人张岱说:“人无癖不可与交,以其无深情也;人无疵不可与交,以其无真气也。”意思是,一个人既没有爱好又看不出什么毛病,四平八稳,谨小慎微,没有一点点个性,这样的人缺乏真性情,要么特别地懦弱无能,要么过于理智特别有心机,是不能做朋友的。再如,《增广贤文》中有一句:听话如尝汤,交财始见心。一个“财”字可谓是试金石,真诚与虚假、厚道与薄道、慷慨与悭吝、仗义与贪婪,在它面前一试就现形,无需言语。对此,我曾无数次试过,屡试不爽。
总之,观察与判定一个人是很严肃的事情,对人既可以全方位地去考查,也可从某一方面甚至某一点去考查,但不管怎样考查,有一点必须注意,即人是能动的可变的,因而一定要克服知觉定势,摒弃成见,从孤立、静止和片面的狭隘中走出来,学会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去看人,以免误入偏斜,看人看走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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